2011年,漫步绿意葱葱的大吉岭高原小镇,进入了一间摆卖了许多手提袋,小钱包,丝巾等等的小店,全都注明为印度女性手工编织制作。墙上挂着许多劳作妇女的介绍照片,我特别注意墙上的宣传纸强调,“这是为山区女性而成立的合作社,给予合理的薪酬,希望能让绝大部分不识字的妇女以劳动摆脱贫穷与剥削,进而提升生活素质。”。虽然价格不算便宜,但因为有“帮到当地人”的良好感觉驱使下,就买了一布制钱包。
一年后,我在柬埔寨的暹粒旅行,来到了游客必逛的旧巴刹中心,看上一件纯白的T-shirt,笑意盈盈的老板给了比隔壁档口贵五倍的价格,我顿想这不是在坑人吗?就在放下衣服转身走的瞬间,老板忙解释说,这可是公平贸易的棉花制衣服啊!她指出衣服的标签——“Fair Trade”。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公平贸易的认证标章,不能理解为何一个不起眼的青蓝黑色标签就让衣服价格贵好几倍,所以只留了个抱歉的微笑,就转身去寻找一件一美金的柬埔寨T恤。
时光来到去年五月喜马拉雅山脉的潘恩山健行,途径湖光十色的博卡拉,我爱上了美丽湖泊边不疾不徐的节奏。慢行在博卡拉的店铺,发觉多家以女工为主题的手作杂货店,文宣上都强调这是为提供尼泊尔妇女工作与合理薪资而成立的公司或合作社等,然后都加上了“公平贸易”的标签。我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WSDO与公平贸易
全名“妇女技能发展组织”(Women's Skill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简称WSDO)的创办人是一位蒙古裔的本地妇女蓝卡丽(Ramkali)。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公务员,她主职为当地妇女提供手艺训练以自力更生。而后她发觉,经过每几个月的训练后,参与者都因经济问题无法开始创业而放弃。
她不泄气,反而当机立断,把所有储蓄拿出来购买编织缝制的器材,成立女性工作公会,推动当地妇女就业。从1975年至今,由原本参与的4位女性,发展到目前的400多位。目前WSDO只有在博卡拉的两间专卖店,而总部工作坊就在离专卖店约2公里的地区。
我们要求拜访WSDO总部,她们爽快地答应了。这间外表像一间朴素的独立别墅之工作坊,只用简单的木门间隔染布,编织,缝制,包装等部门,大概将近40位女性在工作。我们讶异,资料上说有400多位当地妇女为WSDO工作啊。
蓝卡丽女士随即解开了我的疑问。由于许多郊区的主妇要兼顾家务无法天天报到,加上交通费昂贵,WSDO就鼓励她们在家作业,每星期到总部拿原料或交上编织好的半成品,这种弹性工作的方式也带动了更多的山区与郊外妇女参与,赚取薪酬。
蓝卡丽说,“我们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们处境凄凉,工作的薪水太低了,有时还要超时加班,却又不能兼顾家庭。有份不错的收入,女性就能昂起头为自己与孩子的教育做些什么。”
于是,数年前加入了尼泊尔公平贸易协会的WSDO,也与其他组织一起继续为劳工权益而努力,并为WSDO编织半成品的古荣人村落Rithepani建立了社区托儿服务中心,逐步改善当地社区的公共设施。
不公平的国际贸易
根据联合国在2014年的报告,世界上有超过12亿属于赤贫人口,每天靠不到1.25美金过活。即使每日超时工作,也无法提供家人基本的生活素质。而问题是,到底谁“偷”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我们窥见丑恶的自由市场支配下的经济霸权——跨国集团长驱直入各国界限,在不公平的贸易体系内像怪兽一样吃掉了穷人的劳动果实。大财团收购小商店,在员工没有其他选择下继而制定对他们不利的薪酬制度;富国强迫穷国开放市场,倾销农产品予穷国,使得穷农生计不保;把贫穷线下衣衫褴褛的人们榨干,包括妇女与孩童,让我们看到了自由经济里的极度不平等。跨国公司或大财团为了利益极大化,甚至左右国家政策,可以任由低价生产链破坏生态环境,摧毁社区经济,而在刻意的隐瞒下,人们只看到低价格却不知道背后隐藏的社会与环境成本。
1940年代,为了辅导受战火连累的东欧居民生产并贩卖商品,欧美一些非政府组织为公平贸易活动打下了基础。1964年以“贸易而非救援”(Trade not aid)的口号,公平贸易运动从欧洲开始发展。直到2013年,76个来自5大区域的国家都已经串联整合在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WFTO)下,为供应链最低端的族群免除层层剥削而得到合理报酬,为穷国小农得到合理利润以改善生计,让生产者与商人建立更公平的贸易关系,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以达永续发展而努力。同时,公平贸易也制定了基本工资之外的社区发展金,让更多的生产者可以领导自己的发展方式,为组织与社区做改善。[注1]
今年在南美洲最穷国玻利维亚,我买下了有公平贸易认证,以羊驼毛手工编织的两位农民遥望着日光之画,并挂上了我家的墙壁;身上提的是尼泊尔WSDO女工的手工袋。同时,欣闻马来西亚也有人从事公平贸易之工作。 [注4] 记者玛希拉玛(Mahi Rama Krishnan)与伙伴经营“小型公平交易”计划,帮助处在大马的罗兴亚社区女性,以让这些遭边缘化的难民群体得以工作达到经济自主。产品就有手工肥皂、浴盐、蜡烛、缝合书和礼盒等,即使目前这些产品没有公平贸易之标签,但却有公平贸易的精神——创造合理薪酬的工作机会,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改善弱势者的生活。
期待未来马来西亚有更多人能够投身公平贸易的工作,提醒消费者确保盘中物与各式商品都不是从贫穷劳工身上剥削而来的。诚如乔治艾勒蓋 [注5] 所言,我们也许无法对抗市场,但至少可以修正它。
注释:
1. 见《香蕉战争与公平贸易》,作者是Harriet Lamb。
2. 参见Actionaid资料。
3. 参见WSDO资料。
4. 见《每日蚁论》,“是什么原因促使马西成为一位说故事的人”。
5. 乔治艾勒蓋(George Alagiah)是BBC新闻主播,公平贸易基金会赞助者。
十九世纪末期,数千名中国劳工开始有组织性移民北婆罗州(注1),从事农业、种植、商业等活动。当时北婆罗州是由英属北婆罗渣打公司(简称渣打公司)所治理,英国政府赋予该公司很少的政治和行政义务(注2)。作为商业机构,它主要目的是赚钱,尽量以省钱的方式来治理此地。因此,第一任总督威廉设立了“殖民地行政体系的骨干,委託每一位欧籍雇员负责管理几个部门”(注3) 。但因为行政人员不足,为了稳定社会以利经济发展,渣打公司便物色本地社群领袖管理华人事务。
20世纪初,基于西海岸的华人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铁路开始通行,而地理的隔阂导致管理不易,于是政府决定增加一位华人甲必丹以管理西海岸的华人事务。在1911年,在哲斯顿(Jesselton,亚庇旧名)从商的福建人黄添全(译音,Ng Thiam Chuan)获得委託成为西海岸的首位华人甲必丹。分别治理山打根与东海岸以及西海岸的两位甲必丹成了这两个区域的华社首领,照顾当地华人的福利;下达政令,上陈民情,是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桥樑;解决华人当地社区的问题,包括民事诉讼等。
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人士认为在1915至1943年年担任山打根甲必丹的客家人林文澄(见图),是沙巴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原因在于他是第一位有举行官方封立仪式的甲必丹。他也创下了服务年数最久的记录,在日本侵占北婆罗州之时拒绝为日军效力,甚为华人社会所敬重。
甲必丹人数虽然增多,但只处理地方性事务,再也没有管理全州华人的权力以及拥有商品税收权或专营权等好处。 但在这段时期各地区的甲必丹,还是以富有商人为主,他们往往参与当地社团并担任重要职位如中华商会主席,华文学校董事,或是神庙主席等。换言之,除了拥有地方行政权,当时的甲必丹在经济上强势,并备受社会所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