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31, 2016

印度種姓制度起源

有關印度種姓制度*起源,最早的記錄在《梨俱吠陀》第十書的原人歌(Purusha-sukta)其中90圣歌章節的第12詩句:

His mouth became the brahmana; his arms became the kshatriya;
his thighs became the vaishya and his feet became the shudra.
他的嘴成了婆羅門;他的胳膊成為剎帝利;
他的大腿變成了吠舍而他的腳成為首陀羅。

在原人歌里,沒有信息提到這四個種姓在社會中的地位與職責。因此,吠陀天啟其實沒有把種姓制度放在重要的位置。千年之后的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 羅摩衍多 (Ramayana),以及許多往世書(Puranas)就開始對種姓制度有諸多描述,其中摩訶婆羅多就有重覆為種姓劃下一條不容跨越的界限 – 在世界的自然秩序里,每個人都有既定的社會地位與職業,這是神授的位置。其中印度人最為熟悉的薄伽梵歌(Bhagavad-Gita),在大黑天(Krisna)在勸導阿周那(Arjuna)繼續參戰的過程中,提到他就是四大種姓的創造者,并解釋四種姓的社會職責,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人的行為舉止符合其種姓階級,那這個人就是神的虔信者。由此可看出,薄伽梵歌主張并宣揚四大種姓為人类社会和人性的固有特征。同時,它認為一個人生而為婆羅門或首陀羅,取決條件之一是他前世的所為。

無論如何,從原人歌到薄伽梵歌,其實都沒有提及四大種姓以外的階級。因此,我們今日所熟知的“賤民”達利特,以及嚴重的歧視問題,其實是從“摩奴法典”開始。摩奴法典被當今學者認為寫成于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二世紀的四百年間,是雅利安人為鞏固以婆羅門(膚色)為中心的社會秩序而寫成的法律與倫理規范。

*印度種姓制度在梵語為“varna”,是顏色/膚色之意。

印度教经典

印度教*的經典很多,包括最早期的吠陀典籍,信徒认为它来自天上,是在宇宙形成之前就存在的神曲,也是永恒的真理與法典。现代的学者认为吠陀形成的年份距今大概是4300到3200年左右。



吠陀典籍依时间性分为《梨俱吠陀》(Rig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裟摩吠陀》(Samaveda),以及《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四部,都是婆羅門祭師精確地口頭傳頌,代代相傳。其內容主要指導如何進行宗教祭祀儀式,包括進行儀式的基本步驟,唱誦神圣咒語,贊美與祈求諸神誦詩,以及教導該用何種語法語音等,這四種文獻合稱“本集” (Samhita)。當時所有的頌歌都是由婆羅門口授相傳超過2000年,一直到中古時期,因為伊斯蘭教傳入印度而感受到威脅的婆羅門才把頌歌咒文寫在棕櫚葉上。

廣義的吠陀典籍還包括焚書(Brahmanas),森林書(Aranyakas)與奧義書(Upanishads)。雖然傳統上吠陀經典被認為是“天啟”,但相較吠陀之后廣受歡迎的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 羅摩衍多 (Ramayana),尤其是十多億印度人都聽過薄伽梵歌(Bhagavad-Gita)(據說人人家里都有一本),以及數不清的往世書(Puranas),如今在印度絕大部分教徒都不再進行吠陀傳統祭祀儀式如火祭,一般人也沒有閱讀吠陀文本,也沒有祭拜吠陀遠古神祗如雷神與戰神因陀羅(Indra),火神阿耆尼(Agni)等。

因此,印度教沒有所謂絕對權威性的經典,跟伊斯蘭教的可蘭經以及基督教的圣經不同,它有多元混雜的經典文本,不同的典籍的教義或思想可以南轅北轍,因此印度教徒可以自行選擇那一本最適合其天性或者最能啟發而成為自身的”經典“。

*印度教是十九世紀開始西方學者的說法,在這之前稱為婆羅門教。在中文來說,可能更準確的稱法是興都教(Hinduism)

* Rigveda的畫卷照片來自網絡

Saturday, February 13, 2016

另类的公平贸易游

2011年,漫步绿意葱葱的大吉岭高原小镇,进入了一间摆卖了许多手提袋,小钱包,丝巾等等的小店,全都注明为印度女性手工编织制作。墙上挂着许多劳作妇女的介绍照片,我特别注意墙上的宣传纸强调,“这是为山区女性而成立的合作社,给予合理的薪酬,希望能让绝大部分不识字的妇女以劳动摆脱贫穷与剥削,进而提升生活素质。”。虽然价格不算便宜,但因为有“帮到当地人”的良好感觉驱使下,就买了一布制钱包。
一年后,我在柬埔寨的暹粒旅行,来到了游客必逛的旧巴刹中心,看上一件纯白的T-shirt,笑意盈盈的老板给了比隔壁档口贵五倍的价格,我顿想这不是在坑人吗?就在放下衣服转身走的瞬间,老板忙解释说,这可是公平贸易的棉花制衣服啊!她指出衣服的标签——“Fair Trade”。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公平贸易的认证标章,不能理解为何一个不起眼的青蓝黑色标签就让衣服价格贵好几倍,所以只留了个抱歉的微笑,就转身去寻找一件一美金的柬埔寨T恤。
时光来到去年五月喜马拉雅山脉的潘恩山健行,途径湖光十色的博卡拉,我爱上了美丽湖泊边不疾不徐的节奏。慢行在博卡拉的店铺,发觉多家以女工为主题的手作杂货店,文宣上都强调这是为提供尼泊尔妇女工作与合理薪资而成立的公司或合作社等,然后都加上了“公平贸易”的标签。我好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WSDO与公平贸易
后来在网络上确认了真正有“公平贸易”认证的WSDO,便到WSDO的专卖店逛逛。这里摆卖多款手工制作包包,来自外国与本地志工的斑斓素雅设计非常讨人欢心。
全名“妇女技能发展组织”(Women's Skill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简称WSDO)的创办人是一位蒙古裔的本地妇女蓝卡丽(Ramkali)。年轻的时候是一名公务员,她主职为当地妇女提供手艺训练以自力更生。而后她发觉,经过每几个月的训练后,参与者都因经济问题无法开始创业而放弃。
她不泄气,反而当机立断,把所有储蓄拿出来购买编织缝制的器材,成立女性工作公会,推动当地妇女就业。从1975年至今,由原本参与的4位女性,发展到目前的400多位。目前WSDO只有在博卡拉的两间专卖店,而总部工作坊就在离专卖店约2公里的地区。
我们要求拜访WSDO总部,她们爽快地答应了。这间外表像一间朴素的独立别墅之工作坊,只用简单的木门间隔染布,编织,缝制,包装等部门,大概将近40位女性在工作。我们讶异,资料上说有400多位当地妇女为WSDO工作啊。
蓝卡丽女士随即解开了我的疑问。由于许多郊区的主妇要兼顾家务无法天天报到,加上交通费昂贵,WSDO就鼓励她们在家作业,每星期到总部拿原料或交上编织好的半成品,这种弹性工作的方式也带动了更多的山区与郊外妇女参与,赚取薪酬。
蓝卡丽说,“我们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女孩们处境凄凉,工作的薪水太低了,有时还要超时加班,却又不能兼顾家庭。有份不错的收入,女性就能昂起头为自己与孩子的教育做些什么。”
于是,数年前加入了尼泊尔公平贸易协会的WSDO,也与其他组织一起继续为劳工权益而努力,并为WSDO编织半成品的古荣人村落Rithepani建立了社区托儿服务中心,逐步改善当地社区的公共设施。
不公平的国际贸易
根据联合国在2014年的报告,世界上有超过12亿属于赤贫人口,每天靠不到1.25美金过活。即使每日超时工作,也无法提供家人基本的生活素质。而问题是,到底谁“偷”走了他们的劳动成果?
在全球化的潮流下,我们窥见丑恶的自由市场支配下的经济霸权——跨国集团长驱直入各国界限,在不公平的贸易体系内像怪兽一样吃掉了穷人的劳动果实。大财团收购小商店,在员工没有其他选择下继而制定对他们不利的薪酬制度;富国强迫穷国开放市场,倾销农产品予穷国,使得穷农生计不保;把贫穷线下衣衫褴褛的人们榨干,包括妇女与孩童,让我们看到了自由经济里的极度不平等。跨国公司或大财团为了利益极大化,甚至左右国家政策,可以任由低价生产链破坏生态环境,摧毁社区经济,而在刻意的隐瞒下,人们只看到低价格却不知道背后隐藏的社会与环境成本。
1940年代,为了辅导受战火连累的东欧居民生产并贩卖商品,欧美一些非政府组织为公平贸易活动打下了基础。1964年以“贸易而非救援”(Trade not aid)的口号,公平贸易运动从欧洲开始发展。直到2013年,76个来自5大区域的国家都已经串联整合在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WFTO)下,为供应链最低端的族群免除层层剥削而得到合理报酬,为穷国小农得到合理利润以改善生计,让生产者与商人建立更公平的贸易关系,同时保护生态环境以达永续发展而努力。同时,公平贸易也制定了基本工资之外的社区发展金,让更多的生产者可以领导自己的发展方式,为组织与社区做改善。[注1]
换言之,公平贸易是一种替代的贸易方式,让一些在自由经济体系下无招架之力的弱势生产者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也让消费者在主流资本社会中有其他的另类选择:每一样物品的制造背后,我们不能不去看那些形同抢劫的残酷剥削。[注2] 当英国一件收费4英镑的名牌衣服,远方苦干的成衣工人所得不超过售价的两百分之一; [注3] 而在公平贸易体系内的WSDO员工劳力所得是产品售价的35%,差别之大不禁让人叹息——经济大饼绝对可以共享,追求利润的企业却总是忘了尊敬工人的劳力与手艺。
今年在南美洲最穷国玻利维亚,我买下了有公平贸易认证,以羊驼毛手工编织的两位农民遥望着日光之画,并挂上了我家的墙壁;身上提的是尼泊尔WSDO女工的手工袋。同时,欣闻马来西亚也有人从事公平贸易之工作。 [注4] 记者玛希拉玛(Mahi Rama Krishnan)与伙伴经营“小型公平交易”计划,帮助处在大马的罗兴亚社区女性,以让这些遭边缘化的难民群体得以工作达到经济自主。产品就有手工肥皂、浴盐、蜡烛、缝合书和礼盒等,即使目前这些产品没有公平贸易之标签,但却有公平贸易的精神——创造合理薪酬的工作机会,以自力更生的方式改善弱势者的生活。
期待未来马来西亚有更多人能够投身公平贸易的工作,提醒消费者确保盘中物与各式商品都不是从贫穷劳工身上剥削而来的。诚如乔治艾勒蓋 [注5] 所言,我们也许无法对抗市场,但至少可以修正它。
注释:
1. 见《香蕉战争与公平贸易》,作者是Harriet Lamb。
2. 参见Actionaid资料。
3. 参见WSDO资料。
4. 见《每日蚁论》,“是什么原因促使马西成为一位说故事的人”。
5. 乔治艾勒蓋(George Alagiah)是BBC新闻主播,公平贸易基金会赞助者。

Friday, February 12, 2016

波托西山:五百年血汗“富饶”

炎炎夏日的三月天,我在秘鲁首都利马著名的武器广场走走看看,刚巧一些美国游客来访,我在水池旁津津有味地听着导游的讲解。谈到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史,他提起“利马之所以存在并成为今日南美之重要城市港口,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波托西发现了当时世界最大的银矿场。”
噢,波托西,这是个在阅读南美历史中不断出现的名字。
来到玻利维亚的天空之境乌尤尼(Uyuni),满城都是来自八方的游客。在日出与日落的之间越野车不停穿梭在已经干枯的广大盐湖之间,旅人们就在皎洁如明镜的盐沼上拍些创意照片,惟我此时的目的地却是两百公里外传说中白色耀眼的银矿之地波托西的“Cerro de rico”,当然那是四百多年前的故事了,如今它是黯淡无光还是富饶如旧?
Cerro de rico富饶白银山
抵达了波托西之后,我赶紧就预订了隔天的“富饶之山”之旅,而旅行社就位于皇家造币厂博物馆 [注1] 正方。在博物馆常常会看到一副波托西山的画,诉说古老的传说——印加王瓦伊纳卡巴克(Huayna Capac)看到刻画着不同深浅的红色色调的山丘,猜想这里藏着无穷的宝矿石,命令矿工们来到山丘开采。随即就听到来自山深处的吼叫“这里的财富不属于你们,上帝将它留给远方来客”,印地安人惊恐地抛山而逃,临走取名为“波托西”,意思为“轰鸣与爆炸的山”。[注2]
银矿所在的“Cerro De Rico”在西班牙语称“富饶之山”,传说一位迷路的印地安人,他在追捕一匹跑散的马时,天色已晚便在寒冷的波托西山过夜。他点燃了一堆柴火以取暖,火光中耀眼的白银矿脉刺痛了双眼。这发生在1545年,消息传出后贪婪的西班牙人蜂拥而至,而这4000多米高,寒冷干燥的不毛之地,因西班牙人疯狂的涌入成为了往后南美最重要的城市。
近代玻利维亚有句讽刺的谚语,“西班牙300年中从波托西得到的矿物,足够建起一座从山顶通往大洋彼岸皇宫门口的银桥”,说出了事实:大量的白银从西班牙殖民者的手中掠夺出去,而欧洲则激烈争夺西班牙的美洲市场,诚如一些学者所说:美洲是一宗欧洲的买卖。
由于白银在当时世界市场是如此重要,大大刺激了整个欧洲的货币与经济发展,不夸张的说,如果没有波托西山,也许就没有之后欧洲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备受传颂“喷泉出白银的山峦”波托西山在16世纪末期,从原本荒芜的山原突然成为了世界最富有与最大的城市之一,超过12万居民,拥有数不清的赌徒与妓女,赌场与剧场;更有建筑结构装潢豪华的众多教堂;化妆晚会,社交晚宴,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点缀着波托西璀璨贵气的日与夜。
这些生活在奢华的珠光宝气之中的男男女女,美其名为“冒险家”、“拓荒者”,但都是外来人。而印加原住民呢?
矿场冒险之旅
隔天一早,在当地导游印地安艾马拉人罗纳德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第一站:矿工市场,深入了解矿工每天生活的开始。波托西人口约16万,居民大部分都是印加土族以及被称为梅斯帝佐(Mestizo)印西混血儿的后代,曾经也有来自非洲的黑人被卖到这里当奴隶,但在18世纪之后由于白银越来越少素质差,他们移居去其他地方。
目前将近2万人在已以锡矿为主的矿场工作,支持着数千个家庭。罗纳德说,假如波托西山再也不开放挖矿,这里将会成为鬼城。这群矿工需要带一些器具以及食物上山,一进矿产就是一整天。在人来人往的矿工市场,我买了古柯叶(Coca leaf)以及一些水,准备送个矿工们。
接着,我们来到了矿石提炼厂,简陋的木板屋让我大吃一惊。一进来就嗅到呛鼻的味道,而在热烫滚动的化学物质中锡、白银以及其他矿物被分离提炼出来。这些用以提炼的有毒物质包括山埃(cyanide),一克就可以毒死一个壮男,但罗纳德说这些化学废料每天都有几吨被丢弃而流入河口——那住在河边的人们呢?还有好多印加原住民都以河水为食用水,他们的健康状况如何?他说,南美最穷的国家是玻利维亚,而玻利维亚最穷的地方是波托西,没有人有力气与知识去追问污染后的影响。
坐着老旧巴士来到了4400米高的矿区入口,我们穿上矿工服绑好头灯,进入漆黑的入口,就听见风沙吹拂的声音。据说在16世纪,多明戈德圣托马斯修士(Domingo de Santo Tomas)在矿山发现后不久就揭露说这里是“地狱之口”(Mouth of Hell),它每年吞噬成千上万个印地安人,贪婪残忍的矿主对待他们如同对待野兽一样。
当时西班牙朝廷进行了米达(Mita)役,是一种轮流的强迫劳动制度,把18到50岁的土族赶去矿山深处,虽说劳动期大概是一年左右,但大多数活着走进去,躺着被抬出来,甚至有母亲为了不让孩子受米达劳役之苦,流着眼泪把他们杀死。数十年后米达制在虚伪的法律下转为纳税薪金制,但实际上土著却依然处在社会最底层,遭受奴隶式的剥削。
根据19世纪时的统计,这座地狱口的富饶山在300年的时间吞噬了800万个躯体。数千个矿洞坑道活像开膛的胸口,伤痕累累地让血液(矿石)往外喷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如今它在枯竭当中,因为开采过度而造成山的高度下降,并在1987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濒危遗产名册中。
一直到现在,每年死在矿场的劳动者依然不少。曾当过两年矿工的导游罗纳德说,由于4000公尺高原区无法耕种农作物,当矿工继续挖掘越来越低品质的矿物,还是比在城里当小店员薪水来的好。但工作环境实在太恶劣,坑道倒塌压死人之悲剧常有所闻,矿洞里温度时冷时热,矿工们嫌戴口罩太麻烦呼吸不顺而执意不使用任何覆盖物来过滤,结果每个月就有十人患硅肺或其他问题而逝世。
每一趟运输矿物的手推车经过,扬起的沙尘都令我差点窒息。难以想象,这些打赤膊上阵的矿工们,怎么度过日夜不分的沙尘滚滚时光?
于是,为了麻痹自己的不适以及疲劳感,每个迎面而来的矿工们都不停地在咀嚼古柯叶,鼓涨的面颊上抖落了一脸的尘埃,却不知道习惯麻痹后忽略了身体发出的警钟其实更危险。我看到其中几位样子稚气得让人可疑,罗纳德承认这里有多达百名童工,“还有一些在矿场外负债运输等的女工,他们大部分都是寡妇孤儿,从事矿工的男人死了而生活顿失所依,只能自己也下海讨生活了。”
“这里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度,工人们成立合作社,把所赚的缴出6%予合作社,而这些合作社则用来购买社会保险以及提供退休金以保障未来生活。我们也把所得的1%缴税予政府,但政府并没有提供社会福利给工人们,也没有提供任何的安全措施。曾经我们进行过好多示威活动,要求政府为矿工找另一座矿山,并提供实际的福利政策,但现在都还是只闻楼梯响。”童工是没有办法加入任何工会或合作社的,他们出了事,怎办?罗纳德半开玩笑说,就只能膜拜矿工的守护神El Tio [注3],祈求它保佑一切平安了。
这座曾经带给欧洲巨大财富的富饶之山,如今留下什么?波托西市内并无其他发达的经济活动,旅游业也只是惨淡经营,而那座每年在萎缩的山丘,除了留下不忍卒读的血汗史,也似乎只剩下摇摇欲坠的遗产与未来。
注释:
1. 皇家造币厂博物馆:皇家造币厂由西班牙朝廷于16世纪所建,18世纪搬迁至现址,在1930年改为博物馆。
2.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3. El Tio是矿场的保护神,被称为矿场之恶魔。由于矿场常常发生意外,矿工们相信只有恶魔才能镇压着这恶魔之地以保护他们。信徒通常会贡献香烟、古柯叶、酒精等祭品,每逢星期五在矿区内大事祭拜。

Thursday, February 11, 2016

沙巴华人甲必丹

“沙巴还有华人甲必丹?这是怎么一回事?”来自西马的朋友刚巧在沙巴游玩,翻开当地报纸一看,“某某人荣任某某地区甲必丹”的恭贺广告让他惊讶不已。在马来半岛,甲必丹制度早已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走入历史;但在沙巴砂拉越,甲必丹制度的生命延续至今。单是沙巴,目前就有逾百位华人甲必丹,但重要性却与旧时不可比拟。
十九世纪末期,数千名中国劳工开始有组织性移民北婆罗州(注1),从事农业、种植、商业等活动。当时北婆罗州是由英属北婆罗渣打公司(简称渣打公司)所治理,英国政府赋予该公司很少的政治和行政义务(注2)。作为商业机构,它主要目的是赚钱,尽量以省钱的方式来治理此地。因此,第一任总督威廉设立了“殖民地行政体系的骨干,委託每一位欧籍雇员负责管理几个部门”(注3) 。但因为行政人员不足,为了稳定社会以利经济发展,渣打公司便物色本地社群领袖管理华人事务。
北婆罗第一任甲必丹
1887年,英属北婆罗渣打公司决定委任山打根华侨冯鸣山为第一任甲必丹。冯鸣山是来自广东东莞的富有商人,1882年开始往来于山打根与香港。他担任华人甲必丹的八年期间帮忙渣打公司管辖人口大幅成长的华侨社会。当时渣打公司不但赋予他北婆罗州金矿售予广东的专营权,也让他得到经营鸦片场以及酒类出入口的税收权。1895年他决定回归中国,由福建人许金兴(译音,Koh Kim Hin)继任华人甲必丹至到1910年,再由潮州人曾土文(译音,Chan To Pun)接任为第三任甲必丹。
20世纪初,基于西海岸的华人经济活动蓬勃发展,铁路开始通行,而地理的隔阂导致管理不易,于是政府决定增加一位华人甲必丹以管理西海岸的华人事务。在1911年,在哲斯顿(Jesselton,亚庇旧名)从商的福建人黄添全(译音,Ng Thiam Chuan)获得委託成为西海岸的首位华人甲必丹。分别治理山打根与东海岸以及西海岸的两位甲必丹成了这两个区域的华社首领,照顾当地华人的福利;下达政令,上陈民情,是政府与民间的沟通桥樑;解决华人当地社区的问题,包括民事诉讼等。
1915年,政府提议撤换黄添全的西海岸甲必丹职位,并要求哲斯顿中华商会提供人选,原因不详。哲斯顿中华商会回拒了这项提议,并认为华人甲必丹没有必要的存在性,政府可以直接与中华商会沟通有关华人社区问题(注4)。因此在1915年之后,只剩下来自山打根的甲必丹被授权管理全州华人事务。
值得一提的是,有许多人士认为在1915至1943年年担任山打根甲必丹的客家人林文澄(见图),是沙巴第一任华人甲必丹,原因在于他是第一位有举行官方封立仪式的甲必丹。他也创下了服务年数最久的记录,在日本侵占北婆罗州之时拒绝为日军效力,甚为华人社会所敬重。
到二战之前,北婆罗州政府坚持正式委任两位华人甲必丹,并转而鼓励立法理事与中华商会的创立。无论如何,县官(District Officers)与华人社区自行选出许多代表不同市镇的华人甲必丹,甚至无需政府的正式委任状,就以甲必丹的身份在地方上为各地区华人谋求福利,排解纠纷。
战后沙巴小市镇兴起
英国殖民地政府在1941年开始接手北婆罗州的管理权,在二战后中华商会慢慢壮大,中国领事馆出现,州立法议会(State Legislative Council)也有数位华人代表,因此甲必丹的功能在城市如山打根、古达、哲斯顿等地已经式微,但在一些小市镇却兴起。乡镇的华人社区需要有人在朝,方便办事,而英殖民政府也发现乡镇地区的居民需要跟官员有更紧密的互动。为了方便管理越来越多的新兴小镇,就一口气正式委任了16个乡镇地方的华人甲必丹,包括保佛、金马利、王麻骨、根地咬、必打丹、兰脑、拿笃等。
甲必丹人数虽然增多,但只处理地方性事务,再也没有管理全州华人的权力以及拥有商品税收权或专营权等好处。 但在这段时期各地区的甲必丹,还是以富有商人为主,他们往往参与当地社团并担任重要职位如中华商会主席,华文学校董事,或是神庙主席等。换言之,除了拥有地方行政权,当时的甲必丹在经济上强势,并备受社会所尊敬。
1960年代沙巴成为马来西亚一员后,政府就没有正式委任华人甲必丹。1976年,出于政治需要,华人甲必丹的委任状再次发起,先是由地方政府部负责委任,后来属于首席部长的权限内。发展到今天,沙巴华人甲必丹的管辖权力及范围已经大大缩减。在砂拉越,天猛公(Temenggong)是社区领袖体系下的首领,下辖为邦曼查(Pemanca),之后是本固鲁(Penghulu),而甲必丹是地位最低的社区领袖,这属于单一族群领导的体系。但在沙巴,甲必丹与土族村长同一地位,都由地方酋长(Orang Kaya Kaya,简称OKK)所领导,而地方酋长秉属县官(District Officer)管辖之下。
为政府传达政策信息
目前甲必丹权限只在几十户人家范畴内的华人村落或城镇,处理一些简单的政府事务、民事诉讼,以及解决民生问题如街道、水沟、路灯等问题。甲必丹现又称为华人社会领袖(Ketua Masyarakat Cina),是由当朝政治人物推荐其支持人士来担任,不再像50年代以前,绝大部分甲必丹是富有的地方名流显要,并由当地社团所推选出来。他们现时的任务就如沙巴州地政及房屋部长哈芝芝所言,是“协助推行及支持政府的政策,并向人民传达政府推行各种有惠民生之讯息等”(注5),每月可领八百令吉津贴,并不需要经过任何选举,也可算是恩庇政治下所保留的职位。
无论如何,从1887年的第一位山打根华人甲必丹开始,发展到目前的逾百位地方甲必丹,见证了沙巴华人筚路蓝缕,一步步走来的百年之路,并对应了政治上的微妙变化。
注释
1.有学者指出,自唐朝开始,就有来自中国的商船抵达北婆罗州进行贸易活动。一些华人在明朝时期来到北婆罗州后,就留在当地与土著成婚。
2. 张德来《沙巴的客家人》,亚庇:沙巴神學院,2002,209页。
3. KG Tregonning, A History of Modern Sabah 1881-1963.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50页。
4. Wong Tze Ken,Historical Sabah:The Chinese.Kota Kinabalu: Natural History Publications,2005,62页。
5. 华侨日报 2013.11.5《庇华人甲必丹联委会理事/拜会哈芝芝提呈建议》

清邁女子監獄

9年前,清邁女子監獄獄長Naowarat Thanasrisutharat觀察到許多前女囚在出獄之後難以重新融入社會的問題,于是創辦了《清邁女子改造機構》按摩院,挑選出一些數月後即將出獄的女性,免費訓練她們成為專業的按摩師以及餐廳招待員,以在機構裡工作。除了易與社會接軌,按摩所得50%也歸按摩師,讓她們在出獄前就有一筆收入,以獲得更穩當的保障。除此之外,監獄所還免費提供了許多職工訓練課程如美容服務,編織布料,裁縫,烹飪,花卉處理等。

這間外表看起來非常漂亮雅緻的按摩院,除了管理員穿著獄卒制服之外,很難讓人把“按摩院”與“監獄服刑人”聯想得起來。按摩師都很有耐心,常常帶笑着問力度是否還好;大家神態自若,態度非常專業。享受了一場高素質的腳底按摩後,與負責人Suchaya Laumuang聊開了。她說,自從清邁開始了這個訓練女囚自力更生的計劃,獲得了社會大眾非常大的支持,很多媒體到來採訪,外國顧客寫出來在網絡世界分享,讓這間改造機構屬下的按摩院以及餐廳天天客滿(90%是中港台遊客),撐起20位女按摩師以及5位餐廳招待員的生計。每2個月,她們將會被新的一班剛完成受訓的新人代替,讓更多人有機會學習並從中儲蓄未來基金。女子改造機構訓練中心的大成功,鼓勵了許多地方的女子監獄也開始啟動類似的計劃,目前曼谷,清萊,素可泰等地監獄所都成立了自己的按摩院。

而前獄長Naowarat女士呢?原來她在幾年前退下公職後卻無休,繼續為這些弱勢女性創建工作機會 – 她成立了Lila Massage Shop,僱用了已刑滿出獄而又面對職場歧視的女性,讓她們重新在社會立足。
寫到這裡,我不禁在想,大馬的服刑人,她他們是否有這種受訓機會?刑期滿了之後,她他們是否真的可以順利找到工作,展開人生新一頁?

Tuesday, February 9, 2016

《我們 – 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閱讀了兩次臺灣社運工作者顧玉玲所寫的《我們 – 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讓我在跨越2015年的低落情緒裏,看見臺灣菲律賓移工在臺灣的動人故事。

在她的後記裏,提到的這一段:
《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下,個別的男與女被迫從外債高舉的國家,遷移到相對發展快速的異鄉討生活。他們飄洋過海來到臺灣生產,勞動,與貢獻,承受種族,階級,性別的社會偏見與政策壓迫,付出生命離散的殘酷代價,也淬鍊過人的膽識與能量。》
這本生命記事裏,有出身農村的大學生密莉安,爲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遷移到海外,與臺灣工人談戀愛,排除萬難成婚,成了臺灣的新移民;也有爲了還債留下三個年幼孩子而獨自來臺,一年後丈夫拋子棄家,打落牙齒和血吞的喬伊;住在高山未滿20的原住民狄微娜,爲了分攤家計而放棄學業,帶了假證件虚報年齡就出國打拼;還有更多更多,償付高額中介費,負債累累來到成就夢想之地,日以繼夜工作,不能休假不能辭職,生病過勞是常態,性騷擾事件層出不窮,如果逃跑了,從此就落入了警方的“業績壓力”裏的總總面貌 —— 我讀起來卻有種熟悉的感覺,如果把書裏的“臺灣”換去“馬來西亞”,是不是一樣的場景?會不會讓人更不忍卒讀?

除此之外,還有身心障礙者與要求休假權的移工,在殘忍的社會福利體系下,弱者与弱者相殘的故事。底層勞動者,其實拿着這國這城的經濟齒輪轉動之鑰匙 – 最骯髒最危險最噁心的工作,哪一件不是他們的每天的勞動流程?而往往這國這城給予的,是那涼涼薄薄的紙鈔,以及僵化的社會污名。治安不靖,外勞搞的;傳染病,外勞引來;失業率高,外勞涌進;薪水不起,外勞搶工。

這國這城可以是臺灣臺北,也可以是馬來西亞吉隆坡。2016年的開端,在流淚之後,我看見這本書的小題: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在這樣的壓迫裏,還有許多人性的光輝閃動。強力推薦。